口述史的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口述史的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作者/孙树恒

一

最近，与文史专家代林老师聊天，他讲述的两个关于口述史的故事，深刻揭示了口述史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口述史作为一种记录历史、传承记忆的方式，其独特之处在于能够捕捉到历史人物的亲身经历、感受和见解，这些往往是传统文献和资料所无法替代的。在于抢救性的和无法弥补的意义。

第一个故事中，一个事件亲历者在即将接受第三次采访时离世，这无疑是口述史工作中的一大遗憾。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时间的无情和口述史工作的紧迫性。口述者一旦离世，他们宝贵的记忆和经历就会随着生命的消逝而永远消失，再也无法被后人所了解和传承。因此，对于口述史工作者来说，必须珍惜每一次采访的机会，尽可能地挖掘和记录口述者的故事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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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故事则揭示了口述史工作中记录的重要性。在这个故事中，是为一个活佛生平，由于另一个人做记录，他没有做记录工作，不久活佛圆寂，导致后来无法找回口述内容，最终使得整个口述史项目功亏一篑。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口述史工作中，亲力亲为做好记录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无论是文字记录、录音还是录像，都需要保证清晰、准确、完整，以便后续的研究和传承。同时，也需要加强团队合作和沟通，确保每位采访者都能够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共同完成口述史项目。

代林老师的故事不仅是对口述史工作的一种呼吁和警示，更是对我们每个人的一种启示。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传承者，我们应该更加珍视和尊重那些拥有宝贵记忆和经历的人。

二

应该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口述史工作中来，用自己的行动为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贡献一份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记住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和事件，让历史在传承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口述史的特点：

一是在于补充和丰富历史资料，增进理解和共情，使历史更加生动真实，有助于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

二是平民化视角，打破了传统史学中统治阶级和精英人物的垄断地位，使得历史研究更加平民化。

三是口述史资料的主观性和选择性。口述史捕捉了历史的细微末节与情感色彩，这些往往是传统文献史料难以触及的，口述史对于文献资料匮乏的领域或特定历史事件的研究，有重要的作用。

四是历史与文学的交融：口述史本身就是历史与文学交融的产物。它既是对历史的记录，也是对历史的艺术化再现。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将口述史的元素融入其中，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与传承，也是对文学艺术的创新与发展。这种交融不仅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涵，也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

三

当代中国口述史的发展历经数十年，展现出鲜明的阶段特征与丰硕成果。

一是早期五六十年代，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的新兴分支悄然萌芽，主要聚焦于革命历史记忆的传承，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亲历者声音。这一时期的有关学术活动包括50年代各机构在统一部署下开展的对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口碑史料的抢救性发掘和对中国共产党党政军重要人物，以及“四史”（家史、厂史、社史、村史）写作运动等等，代林老师和马静主编的《大盛魁闻见录》与姊妹篇《旅蒙商大盛魁》 就是1960年前后根据老人口述整理，与大盛魁这一著名的跨国商号紧密相关，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口述历史信息。让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大盛魁的创办、发展壮大以及最终衰败的全过程。

二是改革开放后，七八十年代，随着社会环境的开放，口述史研究迅速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 。由此催生了阅读市场主导的口述史写作和出版热潮，以政商名流、文化名人、文艺明星和重要历史事件等为对象的口述史写作层出不穷。以致有学者担忧口述史在中国会因此陷入“身份危机。”

代林老师的口述史研究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著名作家邓九刚老师也是这时开始茶叶之路田野调查和对驼道人物走访的。

三是进入90年代至今，理论体系逐步建立，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日臻完善，2000年出现了第一本口述历史研究专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2004年有了《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同样在这一时期，大众媒体开始成为口述史传播的新兴载体，口述史的公共服务职能开始凸显。著名作家邓九刚老师“我的故乡，我的城”就是最有效的实践。

四

代林老师和邓九刚老师的工作无疑是对口述史运用与价值的精彩诠释。代林老师通过深入访谈驼户和回族老人，不仅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口述史资料，还结合已有的历史文献，成功地还原了回族驼运这一独特历史现象的真实面貌。他主编的《回族驼运》和《回族史料》等著作，不仅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更为后来的学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代林老师的努力，不仅展现了口述史在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也体现了对民族文化和历史传承的深切关怀。

邓九刚老师则以其独特的文学视角和深厚的创作功底，将口述史与文学创作完美融合。他通过广泛的采访、深入的口述史收集和细致的田野调查，行程六万公里，创作出了《茶叶之路》这一纪实文学力作，以及《大盛魁商号》和驼道系列小说等商业奇书。这些作品不仅生动再现了茶叶贸易和驼运商队的历史场景，还深刻揭示了商业世界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邓九刚老师的创作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为人们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商业文化和民族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深度。他的成功，充分证明了口述史在文学创作中的巨大潜力和独特魅力。

两位老师的工作成果，都深刻体现了口述史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口述史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资料收集方式，不仅具有真实性和生动性，还能够为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同时，通过文学作品的传播和普及，口述史也能够更好地被大众所了解和接受，从而达到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增进民族认同和团结的目的。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口述历史的价值和作用，并积极推动其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深入发展。

五

口述史的方向和重点，在结合万里茶道、呼和浩特历史以及大盛魁商号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一是口述史的人员选择。万里茶道相关人士，广泛征集各个遗址的口述史。包括当年参与茶叶贸易的商人、驼队人员、驿站工作人员及其后代，他们能提供茶道上贸易、运输、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呼和浩特当地老人：特别是了解呼和浩特历史变迁的老人、旅蒙商和旅行家等的后人以及城市研究专家，他们可以讲述城市从归化城、绥远城到呼和浩特的发展过程，包括商贸、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变化。

大盛魁商号后人及研究者：大盛魁作为万里茶道上的重要商号，现在还停留在人与人相传，呼市包头的《大盛魁闻见录》和《旅蒙商大盛魁》的口述，至于大盛魁商号创始人老家以及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口述，没有完整的历史资料印证，要全面挖掘抢救历史资料，寻找线索，在其后人及对其旅蒙商以及蒙古国博物馆，有深入研究的历史学者、经济学家等，能提供关于商号经营、管理制度、商业精神等方面的详实资料，给讲好大盛魁商号故事积累资料和丰富内容。

二是注重口述史研究，完善呼和浩特的历史文化博物馆。从归化城、绥远城来说，是蒙古高原重镇，从归化城来说，是一座有430余年历史的塞外名城，在明清时期，归化城是蒙古地区的重要政治中心，经济枢纽，更是商业中心，是万里茶道的商品中转城市，是召城，驼城，商城。绥远城是清代呼和浩特地区的政治中心，是清王朝为巩固西北疆边陲的稳定，是八旗驻防城，设有将军衙署，为绥远将军驻所，是统领满、蒙、汉八旗驻军及掌管西北军政的最高权力机构。在遇有战事时，还具有调遣宣化、大同二镇（总兵）节制沿边道、厅等权力。绥远城作为驻防城，城垣坚固，防御设施完善，是北方的重要防御屏障。城内驻防八旗兵3000多人和随军家属1万多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战时出征点将和选拔军队的出发场地。这对研究呼和浩特的名称变迁、城市布局、商贸发展、文化交流等方面意义深远。可是现在归化城的遗迹只有召庙，绥远城只有将军衙署。从归化城文化博物馆和绥远城文化博物馆来看，资料匮乏，文物过少，背景资料不够充分，未能全面展现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观众体验不佳，让观众难以产生共鸣和学习兴趣。难以有效扩大其社会影响力。

三是抢救口述史，进行相互印证 。在整理和呈现口述资料时，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避免个人主观偏见的介入，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避免个人主观偏见的介入。通过与其他文献资料、专家意见等进行比对，验证口述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四是多样性展现口述史，赓续传承历史文化遗产。通过不同口述者的叙述，展现万里茶道、呼和浩特及大盛魁商号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分析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评估其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为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提供参考。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诗词学会会员，西部散文家协会会员，内蒙古通俗文艺研究会副秘书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